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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源：金石之交网编辑：图木舒克市时间：2025-04-05 19:52:11

第二，这一政治实体（state）与国族（nation）的有机结合，也努力塑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政权作为中华民族代表的合法性（legitimacy）。

[7]纯粹法释义学的成果仅有一篇论文，参见张慰：《宪法中语言问题的规范内涵——兼论中国宪法第19条第5款的解释方案》，载《华东政法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学校及其他教育机构进行教学，应当推广使用全国通用的普通话和规范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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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种语言、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和一个国王，通用语言促进了民族形成、国家建构和王权巩固。比如，前文所专门论及的《民族区域自治法》第37条第3款，其中将地方语言教育置于通用语言之上，从宪法角度来讲有欠妥当，尽管可以适用新法（《教育法》）优于旧法的原则，但仍有必要适时对该规定进行修改，以保持法律之间的一致性。通用语言的不可取代标准可以说是国家建构对语言的底线要求，假如此一底线遭到突破，那么通用语言所承载的国家建构功能必定落空，长此以往将危害国家的统一和安全。从法律不断制定、修改和变迁的过程可以看出，在民族自治地方的教育制度中，原本地方语言的地位要高于通用语言，这种情况更多源于早期通用语言的普及工作存在较多现实困难。在该法通过后，部分议员认为其强制使用法语侵害了表达自由。

法国政府尽管于1999年签署了《宪章》但一直未予批准，其法律原因是《宪章》对语言权的保护与法国宪法第2条有所冲突，其政治原因则是法国在长期历史中形成了法语强势的传统。备案审查一、问题的提出巴别塔的传说揭示了通用语言[1]对于一个国家或民族的重要性。[2]现下情境中的团结，意味着个体的行动要对他人负责，这一责任从而构成了个人自由的边界，暗含对新自由主义权利观念的检讨与修正。

[7]参见陈志明:中国、民族与国民团结,《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1期,第69页。在宪法表达上，团结语词还是重新理解经济与宪法关系的钥匙：团结语词在战后宪法文本中同样有集群的表现，并且在社会经济权利之外，作为经济制度中的分配原则被吸纳。1891年，教皇利奥十三世（Leo XIII）颁布了他的《劳工》通谕（Rerum Novarum），阐明教会如何看待工业革命带来的经济和社会秩序变化新问题。对佩施而言，个人是个体，同时也是与他人联系的社会存在。

[64]一年后，1946年第四共和国宪法序言第12段宣示：法国国民将平等、团结地承担战争中的国家损失。真正的机会公平同时依赖分配与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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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值得注意的是，狄骥并没有完全跟随涂尔干的理论道路，比如涂尔干通过社会决定论构建个体主义的尝试。类似对外交往中出现团结语词的还有瑞士1999年的宪法序言，其中有国家以团结和开放的精神面对世界的表述。不仅如此，佩施认为资本主义野蛮地自我扩张的年代主宰了经济活动的精神，必须由经济服务社会整体的理想取而代之。自1919年建立起，国际劳工组织就以推进社会团结经济的发展为己任，尤其在经济全球化时代。

[11]这一前提之下已有的比较法与政策研究文集，see Veronica Federico and Christian Lahusen(eds.), Solidarity as a Public Virtue? Law and Public Policiesin the European Union, Baden-Baden: Nomos Ver- lagsgesell schaft Gmb H, 2018. [12]当代公法学术活动对社会主义宪法唯一一次集中讨论出现在2018年，适逢苏俄宪法百年纪念，而后续寥寥。作为欧洲一体化的支撑价值，团结语词同样强调社会团结，同时其经济意味更为凸显：欧洲一体化政治目标的基础是经济一体化。[60]2015年联合国大会为2030可持续发展议程设立的17个可持续发展目标（SDGs）为社会团结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进一步扩大创造了重要契机。[45]而狄骥直接将社会规则吸纳成为了国家学说的一部分，并利用科学方法为重塑社会与国家的关系提供了新的理论方案：国家作为社会的产物，必须受制于固有的社会规则。

[65]20世纪七十年代中叶石油危机终结了战后法国的辉煌三十年, 20世纪八十年代初密特朗（François Mitterrand）总统上台，现代法国迎来了自己首位主张社会主义的总统。在风起云涌的欧陆社会主义运动背景下，团结思想在法兰西第三共和国时期成功影响了激进派，从而直接影响了官方社会政策的制定，其中的关键人物是第三共和国的杰出政治家莱昂·布儒昂（Léon Bourgeois）。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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狄骥对人民主权理论的抛弃典型表现在方法论层面，因为他坚持认为通过科学方法才能认识到社会团结的事实，而在科学方法认识之外的任何事物都属于形而上学与不可知论的范畴，例如国家主权、社会契约甚至天赋的个人权利等经由法国大革命而普及的法政概念。对于法律解释而言，来自历史与现实的前教义含义还是固定特定语词解释边界的坐标。

后疫情时代见证了团结语词在国内与国际层面的再度兴起。换言之，政体形式无法决定整个社会的性质。进入21世纪，团结语词进一步指向多元文化现实中国家通过法律制度构建世俗公民认同的方案。在教会理念的加持下，团结主义原则从第三共和国时期起为法国的社会改革立法、国际劳工运动以及二战后德国的经济重建提供了重要的理念基础。比起国家的本质应当是提供公共服务这样后世公法学人耳熟能详的定论，为什么应当将狄骥的公法思想置于具体历史背景下，将其理解成欧陆团结主义理论脉络的一部分，是本部分要完成的分析目标。此外值得一提的是，因近代法政知识移植依靠日文选词导致将团结译为连带，实质上割裂了相关重要学派——所谓社会连带主义法学——和它同时代团结思潮的联系，导致对这一学派的理论检讨至今未充分展开，如此译名也容易误导学界，造成理解困难和混淆。

1872年起，佩施在德国波恩大学接受了社会学训练，后于1876年1月10日进入耶稣会，并在其中接受了长达14年的文理训练。1900年巴黎世博会的开幕式上，时任法国贸易部长的亚历山大·密朗德（Alexan- dre Millerand）在致辞中将19世纪以来的进步主义、现代启蒙以及科学成就概括为团结。

诚然，狄骥通过科学方法对国家本质的理论置换自其同时代起就招致了大西洋两岸的许多批评。自其诞生起，团结语词就以对人的关怀为核心，以提高社会福祉为目标，以期实现对资本主义及其生产方式的约束与改造。

[54]See J. S. Hayward, Official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French Third Republic: Léon Bourgeois and Solidarism, International Review of Social History, Vol.6, No.1, 1961, pp.27-29. [55]莱昂·布儒昂因此在1920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50]不仅如此，战时对社会资源的非平等分配，考验着民族团结。

波兰1997年宪法序言明确表述了与他人的团结义务：我们呼吁所有为了第三共和国而适用本《宪法》的人如此行事：尊重个人固有的尊严、自由的权利、与他人团结的义务以及尊重这些原则，它们是波兰共和国不可动摇的基础。[34]然而，在思想体系内部进行自洽的、内含应然判断的教义分析无法真正理解某一思想在特定历史条件下出现的原因。同时，德国基本法也通过宪法修正案，新修正的基本法第1095条固定了承担欧盟预算义务在联邦政府与各州之间的分配比例。[38]但是对国家中统治者如何获得合法性，狄骥却语焉不详，仅提到统治者是社会团结现实中强于其他的个人或群体，并且有能力通过物质手段将自身意志施加于人。

作为团结语词的变体，国民团结（national solidarity）作为术语出现在19世纪，是近代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理论兴起的产物。而在超国家层面，团结语词时而顺利时而艰难地参与着欧洲一体化的政治与经济社会进程，为后者提供制度支撑与价值导向，以期最终促进欧洲人的身份认同。

二是国内经济关系上，强调各次级治理单元之间经济均衡，往往明示国家在此维护地区间经济发展的义务。王本存：狄骥对现代公法理论的重构——从主权到公共服务，《现代法学》2009年第5期，第9-13页。

[35]换句话说，狄骥通过社会团结重新发现了国家。团结的要求来自社会自身的结构，个人与他人构成的根本社会关联之现实直接关涉经济与国家的本质。

在欧盟机构的观念里，欧盟机构的作为、成员国之间的团结和欧洲公民的社会团结联系紧密，2008年，多个欧盟机构联合发布的社会政策通讯中对于欧盟如何促进欧洲人之间的团结作过如下的生动表述：无论代际、地区、现状好坏、以及成员国之间的财富差异，欧洲人共享共同体对于社会团结的承诺。[43] 狄骥在同时代的欧陆公法学家中显得特别，然而却在时代的情理之中。[8]See Andrea Biondi et al.,Introduction:European Solidarity-What Now?in Andrea Biondi et al. (eds.),Solidarity in EU Law ,Cheltenham:Edward Elgar Press,2018,p.1. [9]参见杨国栋：法律视野下的欧盟团结原则——兼论欧盟及成员国防疫纾困措施的合法性，《欧洲研究》2022年第3期，第62-86页。[54]布儒昂历任第三共和国内务部长、司法部长、总理、外交部长以及国民参议院议长，在这样的职业生涯中，他积极促进社会责任立法，包括对富人课重税以支持穷人，还以团结的理念参与欧陆大国外交，发展并实践了国际团结。

从公法的学科关切出发，在已有的团结相关概念研究和欧洲法上团结原则之间横亘的研究空白是：团结语词在19世纪至20世纪初置身的时代思想与风貌以及它造就的制度成果。[20]涂尔干，见前注[16]，第134页。

2022年初北京冬奥会成功举办，是更团结加入奥林匹克格言之后的首届冬奥会。这份通谕设想了一个由世俗社会和天主教团结主义概念组成的统一体，有助于教会在经济政策和计划中有效倡导公正。

这套英译本的出版，引发了北美学术界对佩施经济思想的再度关注。[18]涂尔干认为，现代经济社会实现团结的方式基于社会内部的协作，随着社会不断进化，机械团结会不断松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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